我凭高中文凭，深圳工厂月薪19000，周末双休不加班，生活工作两不误

听起来您在深圳的工作状况相当不错！月薪19000元在深圳这个一线城市，对于工厂岗位来说已经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薪资了。而且，周末双休、从不加班，这说明您的工作强度比较适中，能够保持良好的工作与生活平衡。
如果您对目前的工作满意，并且希望继续提升自己，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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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，这对您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都非常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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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，在家庭群里撕破脸后，我拉黑了除了我爸之外的所有亲戚。

世界瞬间清净了。

整整八年，从一个每月拿着三千块补助的学徒，到如今月薪一万九的高级技工，我银行卡里的数字从三位数变成了七位数。但这串数字，在他们眼里，似乎远不如表弟李伟那张印着“项目经理”的名片有分量。

我寄回家的钱，成了他创业失败的填补；我省下来的假期，成了全家族聚会时，用来教育我“没出息”的背景板。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付出，又理直气壮地鄙夷着我的选择。

而这一切的爆发，都源于三个月前，我妈王素芬打来的那通电话。

第1章 一万九的“苦力”

“阿东啊，吃饭了没？”电话那头，我妈王素芬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。

我刚从车间出来，身上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金属切削液的味道。我拧开水龙头，一边冲洗着手上沾染的油污，一边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，大声回道：“刚下班，正准备去食堂。妈，你跟我爸身体还好吧？”

“好，都好着呢。就是你舅舅家那个李伟，你表弟，最近……”我妈的声音顿了顿，似乎在组织措辞。
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。这个开头，我太熟悉了。

李伟，我舅舅家的独子，全家人的骄傲。重点大学毕业，在市里一家互联网公司当什么“项目经理”，穿着熨烫得笔挺的衬衫，出入高档写字楼。每次家庭聚会，他都是绝对的中心，谈论着我听不懂的“风口”、“融资”和“用户下沉”。而我，陈东，一个高中文凭的工厂技工，则是他光芒下最合适的阴影，一个用来对比的参照物。

“李伟他又怎么了？”我关掉水龙头，用毛巾擦着手，语气平静地问。

“唉，年轻人创业嘛，哪有那么容易的。他那个项目，听说资金链断了，现在外面欠了十几万。你舅妈天天在家唉声叹气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”王素芬叹了口气，终于图穷匕见，“阿东，你看，你那边……方不方便？”

我沉默了。

方便吗？从财务上来说，十几万对我而言，不算一笔伤筋动骨的数目。但这八年来，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多少次了？

李伟要买房，首付差五万，舅妈一个电话打过来，我妈立刻就应承下来，然后转头找我要。我当时刚当上技工组长，第一个月薪水加奖金过万，一分没留全转了过去。

李伟要买车，说见客户有面子，又是三万。

李伟谈了女朋友，要买名牌包包，又是两万。

每一次，他们的理由都那么充分：“阿东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又没什么花销。”“阿东，你表弟是为了整个家的面子。”“阿东，你帮帮你表弟，他将来出息了，还能忘了你？”

我曾经也以为，亲情就是这样，互相帮衬，不计得失。直到有一年过年，我穿着厂里发的工作服回家，上面还有没洗干净的机油印子。饭桌上，舅妈夹了一筷子菜到李伟碗里，意有所指地说：“我们家李伟，以后可不能干这种又脏又累的活，坐办公室吹空调，那才是正经工作。”

一桌子人，包括我爸妈，都赔着笑脸点头称是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在他们眼里，我挣的钱是干净的，但我这个人，我这份工作，是“不上台面”的。我提供的经济支持，和他们对我职业的尊重，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。

“妈，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冷硬，“我这个月要交房租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开销，手头上有点紧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，选择了拒绝。

电话那头立刻陷入了死寂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王素芬的声音才再次响起，带着明显的失望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指责：“紧？阿东，你不是说你现在一个月能拿一万九吗？你一个大小伙子，在工厂里吃住，能有什么开销？你可别是学坏了，在外面乱花钱啊！”

一万九。

这个数字，是我用八年的青春换来的。从18岁南下深圳，在闷热的厂房里当学徒，每天被师傅骂得狗血淋头，拿着微薄的薪水；到后来考取了中级技工证，又自学编程，考了高级CNC操作证；再到现在，我能独立操作德国进口的五轴联动加工中心，做出来的零件精度能控制在0.005毫米以内。这个精度，比一根头发丝的直径还要小十几倍。

我不用加班，是因为我的效率高，技术过硬，能在八小时内完成别人十几个小时都未必能做好的活。我周末双休，是因为我们厂是正规的德资企业，严格遵守劳动法。我的高薪，是我用技术和汗水堂堂正正挣来的。

可在他们眼里，这一切都被简化成了“在工厂上班”。这个标签，就像一块烙铁，死死地烙在我的额头上。在他们固有的认知里，工厂就等于流水线，等于廉价劳动力，等于没文化、没前途。一个在工厂上班的人，怎么可能“不加班”就能拿到近两万的月薪？这一定是假的，是吹牛。即便勉强相信了，那也一定是走了什么“狗屎运”，是“傻力气”换来的，不值得尊重。

“妈，我没有乱花钱。”我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，“我只是觉得，表弟他是个成年人了，他创业失败，应该自己想办法去承担后果，而不是总让家里人给他兜底。”

“你怎么能这么说！”王素芬的声调猛地拔高了，“那可是你亲表弟！你们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亲戚！他现在遇到难处了，你这个当哥的拉一把，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挣那么多钱，存着能下崽吗？等你老了，还不是要靠他们这些有出息的亲戚？”

我靠他们？我忍不住想笑。靠一个连自己创业失败的烂摊子都收拾不了的人？

“妈，我先去吃饭了，这事以后再说。”我不想再争辩下去，这种跨越了认知鸿沟的对话，除了消耗彼此的感情，没有任何意义。

“你……”王素芬还想说什么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
食堂里人声鼎沸，饭菜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我打了一份两荤一素的饭菜，找了个角落坐下。周围的工友们也在吃饭聊天，聊着今天的工件，聊着晚上的球赛，聊着远方的妻儿。他们的脸上，有疲惫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踏实。

我扒拉着碗里的米饭，却觉得索然无味。王素芬那句“等你老了，还不是要靠他们”，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。

原来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不仅现在“没出息”，连未来都是灰暗的，是需要被“有出息”的亲戚施舍的。我这八年的奋斗，我引以为傲的技术，我账户里那串冰冷的数字，在根深蒂固的偏见面前，一文不值。

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一条微信消息，来自我们那个名为“相亲相爱一家人”的家庭群。

点开，是我舅妈发的一段长长的语音，我没点开听，但从后面紧跟着的几条文字消息，也能猜出大概内容。

舅妈：“阿东啊，都跟我说了。我知道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，但这次无论如何，你得帮帮你弟弟。他可是咱们老李家唯一的大学生，是咱们全家的希望啊！”

小姨：“是啊阿东，你表弟这次就是运气不好。等他缓过来，开了新公司，你就是原始股东！”

……

我看着那些熟悉的头像，说着千篇一律的漂亮话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
原始股东？说得真好听。我仿佛已经看到，如果我这次真的把钱借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又会以新的名义，理直气壮地向我伸手。而李伟，那个被他们捧在手心的“天之骄子”，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。

我默默地退出了微信，将手机调成了静音。窗外，深圳的夜幕已经降临，万家灯火，璀璨夺目。可没有一盏灯，能照亮我心里的那片阴霾。

第2章 “体面”工作的代价

那通电话后的一个星期，家里人都很有默契地没有再联系我。我知道，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他们在积蓄力量，或者说，在商量对策。

我照常上班，下班，去公司健身房跑跑步，周末去图书馆看一些专业书籍。我的生活简单而规律，深圳这座巨大的城市，对于我这样的技术工人来说，既是奋斗的战场，也是一个可以隔绝掉所有纷扰的避风港。只要我不主动联系，老家的那些人情世故，似乎就追不上我。

周六上午，我正在图书馆翻阅一本关于“金属疲劳与热处理”的德文资料，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打了进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

“喂，是陈东吗？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耳熟，带着一丝不自然的客气。

“是我，请问你是？”

“我是你表弟，李伟。”

我愣住了。自从他上了大学，我们之间的交流就越来越少。他似乎觉得和我这个“厂哥”多说一句话，都有损他“知识分子”的身份。除了逢年过节在群里发一个红包，然后抢一个更大的之外，我们几乎零交流。他竟然会亲自给我打电话。

“哦，有事吗？”我合上书，走到图书馆外的走廊上。

“那个……我妈说，你最近手头紧？”李伟的语气里，听不出半点求人帮忙的谦卑，反而像是在质问。

“嗯，有点。”我淡淡地回应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一声轻笑，那笑声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优越感和鄙夷：“陈东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没必要藏着掖着。你在厂里，一个月能花多少钱？我知道，你们这种工作，听着工资高，但说白了就是拿命换钱，辛苦钱，攒着不容易。但眼光要放长远一点。”

我没说话，静静地听着他的“高论”。

“你看我，这次创业虽然暂时遇到点困难，但我接触的都是什么人？投资人、行业大佬、技术总监！我积累的是人脉，是资源，是认知！这些东西，是你待在车间里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。我这是投资未来，懂吗？”

“所以呢？”我问。

“所以，你那点钱，放在银行里就是死钱。你借给我，等于也是一种投资。等我的公司东山再起了，我给你十倍的回报！这不比你辛辛苦苦拧螺丝强？”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蛊惑性，仿佛在给我一个天大的恩赐。

我被他这番话给气笑了。拧螺丝？他对我工作的认知，还停留在上个世纪的水平。

“李伟，”我打断他，“你知道我现在做的是什么吗？”

“不就是……在工厂里上班吗？操作机床什么的，我不太懂，反正就是技术活呗。”他的语气很轻慢。

“我操作的是德国通快集团的五轴联动激光加工中心，价值超过八百万人民币。我加工的零件，用在航空发动机的涡轮叶片上。我需要懂材料力学，懂数控编程，懂CAD/CAM软件，还要懂一点德语，因为操作手册和软件界面很多都是德文的。我每天的工作，不是拧螺丝，是和数据、程序、还有零点零几毫米的精度打交道。”

我一口气说完，电话那头，李伟彻底没了声音。

我能想象得到他此刻的表情，一定是充满了震惊和难以置信。在他贫瘠的想象力里，工厂就应该是油腻、嘈杂、落后的代名词，怎么会和我描述的这些“高大上”的东西联系在一起？

“你……你吹牛的吧？”过了许久，他才憋出这么一句话。

“我有没有吹牛，你可以自己上网查查。我工作的公司叫‘博什精密’，深圳的德资企业。看看我们是做什么的，再看看这个行业的薪资水平。”我平静地说，“李伟，我尊重你选择走的路，但也请你，尊重一下我的工作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至于钱的事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帮不了你。你是个成年人了，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与其打电话向我炫耀你那些虚无缥缈的‘人脉’和‘认知’，不如踏踏实实去找份工作，先把欠的钱还上。”

说完，我便挂了电话，不想再听他任何的反驳。

回到图书馆，我却再也看不进书了。李伟的这通电话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。

我想起八年前，我刚到深圳，进了一家小厂当学徒。那时候，李伟刚刚考上大学，是整个家族的骄傲。暑假的时候，他来深圳参加一个什么夏令营，顺道“屈尊”来我住的城中村看我。

那是一个典型的深圳城中村，握手楼，一线天，空气中永远飘着潮湿和各种食物混合的味道。我住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单间里，没有空调，只有一个嘎吱作响的吊扇。

李伟穿着一身名牌运动服，站在门口，眉头紧锁，似乎多待一秒都是煎熬。他看着我床头柜上摆着的《机械制图》和《公差与配合》，眼神里充满了怜悯。

“表哥，你何必吃这个苦呢？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。你看你，天天跟这些铁疙瘩打交道，有什么前途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纸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仿佛连这里的空气都是脏的。

我当时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反驳。因为我知道，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。他不懂，那种亲手将一块冰冷的金属，通过自己的计算和操作，变成一个精密、光滑、完美的零件时，心中涌起的巨大成就感。

他更不懂，当德国来的总工程师拍着我的肩膀，用生硬的中文夸奖我“干得漂亮，陈！你是真正的‘工匠’！”时，我内心的自豪。

这些精神上的富足，是李伟和他那些“投资人、行业大佬”永远无法理解的。他们追逐的是风口，是概念，是能在一夜之间被资本吹上天的泡沫。而我追求的，是刻在骨子里的技术，是能让我安身立命、走到哪里都饿不死的真本事。

那天下午，我妈又打来了电话，这次她的语气不再是试探，而是带着怒火的质问。

“陈东！你到底跟你表弟说了什么？他给你打完电话，气得晚饭都没吃！你舅妈打电话给我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说我们家养了个白眼狼！你是不是翅膀硬了，连亲戚都不认了？”

我靠在窗边，看着楼下车水马龙，心里一片冰凉。

看，这就是我的家人。他们从不关心我说了什么，从不试图去理解我的处境和想法。他们只关心李伟的情绪，只相信舅妈的一面之词。在他们构建的亲情天平上，我永远是那个可以被牺牲、被指责的一方。

“妈，我只是告诉了他我真实的工作情况，并且拒绝借钱给他。”

“真实情况？你一个高中生，在工厂里能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还懂德语？你骗谁呢？陈东，我告诉你，做人不能忘本！你表弟再怎么说也是大学生，是文化人，他现在只是一时遇到困难。你不帮他，就是嫉妒他！你就是见不得他比你好！”

嫉妒？

我真的笑了。我嫉妒他什么？嫉妒他眼高手低，好高骛远？嫉妒他创业失败，一身债务？还是嫉妒他都这副德性了，还有一大家子人把他当宝贝一样护着？

“妈，如果你打电话来就是为了骂我，那没什么好说的了。”我的声音冷得像车间里的淬火钢。

“你……你这个不孝子！”王素芬在电话那头气得声音都发抖了，“我告诉你，后天你舅舅五十岁生日，在县里最好的‘福满楼’摆酒席，你必须回来！当着所有亲戚的面，给你表弟道歉，然后把钱拿出来！”

这已经不是商量，而是命令了。

我闭上眼睛，仿佛能看到那场鸿门宴的场景。我会被所有的长辈轮番说教，被同辈的兄弟姐妹用异样的眼光打量。他们会把“亲情”和“孝道”这两座大山死死地压在我的身上，逼我就范。

“好。”我说。

电话那头的王素芬似乎没料到我答应得这么干脆，愣了一下，随即语气缓和下来：“这就对了嘛，阿东。一家人，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？你放心，这钱等你表弟公司回了本，马上就还你。”

马上就还？这种话，我听了八年了。

“我不是回去道歉和给钱的。”我一字一句，清晰地说道，“我是回去，跟你们把所有的事情，一次性说清楚。”

说完，我再次挂断了电话。这一次，我知道，退无可退了。有些脓包，必须亲手挤破，哪怕会很痛。

第3章 鸿门宴

为了参加舅舅李永强的五十岁寿宴，我特意请了一天假，周五晚上就坐高铁回了老家。

我没有提前告诉任何人，下了高铁，自己打了辆车回到县城的家里。打开门，我爸陈建国正坐在客厅看电视，看到我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。

“怎么……突然回来了？”他站起身，接过我手里的双肩包。

“妈不是让我回来参加舅舅的生日宴吗？”我换了鞋，走进客厅。

家里还是老样子，只是更旧了些。墙角那台我刚工作时买的海尔冰箱，还在嗡嗡作响。

“……唉。”陈建国叹了口气，给我倒了杯水，“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就是心软，耳根子也软，你舅妈一哭，她就没辙了。”

我爸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匠，一辈子不善言辞。在家里，基本都是我妈做主。我知道他心疼我，但在强大的宗族亲情和妻子的压力面前，他的心疼总是显得那么无力。

“爸，我这次回来，不是来吵架的。”我看着他，认真地说，“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一些事情。”

陈建国看了我一眼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点了点头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第二天，我特意换上了一套干净的休闲装。出门前，王素芬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审视，似乎在检查我是否足够“体面”，不会在宴会上给他们丢人。

“记住，待会儿到了酒店，少说话，多笑。敬酒的时候主动点，尤其是对你舅舅和舅妈。”她不放心地叮嘱道。

我没应声，只是默默地跟在她和父亲身后。

福满楼是县城最高档的酒店，金碧辉煌的大厅里，亲戚们已经到了大半。我们一进去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了过来。

舅妈王素芳第一个迎了上来，她拉着我的手，眼圈一红，就开始掉眼泪：“阿东啊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不知道，你表弟这几天，人都瘦了一圈了。你就当可怜可怜舅妈，帮他一把吧。”

她这一哭，周围的亲戚立刻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开始“劝说”。

“阿东，你舅妈说得对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

“是啊，你现在出息了，一个月挣那么多，帮衬一下家里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李伟可是咱们家族的希望，他要是垮了，咱们脸上也无光啊！”

我被他们围在中间，感觉自己像个被审判的罪人。我妈王素芬站在一旁，脸色尴尬，却一言不发，显然是默许了这场“集体围攻”。

李伟也站在人群里，低着头，一副备受打击的颓丧模样。但我从他偶尔抬起的眼神里，看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。他知道，在这样的场景下，我百口莫辩。

“大家静一静。”我提高了音量，压过了嘈杂的人声。

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看着我。

我环视了一圈，目光从每一位“关心”我的长辈脸上扫过，最后落在了舅舅李永强的脸上。他今天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，但紧锁的眉头暴露了他内心的焦虑。

“舅舅，今天是您五十岁大寿，祝您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”我先是礼貌地送上祝福。

李永强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阿东有心了。”

“今天既然大家都在，正好，有些话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说清楚。”我的语气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。

“第一，关于借钱的事。我不会借。”

话音刚落，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哗然。舅妈的哭声更大了，我妈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

“陈东！你疯了！”她冲过来想拉我，被我爸拦住了。

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反应，继续说道：“这八年来，我陆陆续续给李伟转了多少钱，我这里都有记录。前前后后，加起来一共是十一万三千。这些钱，我当时说是给他的，就没想过要他还。但是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给他一分钱。不是我没有，而是我觉得，我没有义务，为一个成年人的失败选择，无限期地买单。”

“你……”舅妈指着我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第二，关于我的工作。”我的目光转向李伟，“李伟，你觉得我的工作是‘拧螺丝’，是‘又脏又累’的体力活，对吗？”

李伟的脸涨得通红，躲闪着我的目光，没有。

“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这份‘拧螺丝’的工作，去年为公司创造了超过五百万的产值。我加工的零件，合格率是百分之九十九点八，是整个华南区的冠军。公司每年会送我去德国总部培训两次，来回都是商务舱，住五星级酒店。我靠这份工作，在深圳买了房，虽然不大，但足够我安身立命。我不知道，你那个听起来很‘体面’的创业项目，又给你带来了什么？是几十万的债务，还是需要全家人为你操心的烂摊子？”

我的话像一颗颗子弹，精准地射向在场的每一个人。他们脸上的表情，从最初的愤怒、不解，慢慢变成了震惊和茫然。

他们从未听过我谈论这些。在他们的印象里，我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、任劳任怨的陈东。我只会埋头干活，然后把钱寄回家。他们习惯了我的付出，却从未想过去了解我的工作，我的生活，我的骄傲。

“我高中文凭，我不否认。但文凭不代表能力，更不代表一个人的价值。我靠我的双手，靠我的技术，挣干净的钱，过安稳的日子，我觉得很体面，很自豪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用他那套标准来定义我的成功。”

“你们总说，李伟是大学生，是家族的希望。我承认他读书比我厉害。但是，这不应该成为他理直气壮啃老、啃亲戚的理由。更不应该成为你们绑架我，让我为他的失败买单的借口！”

整个大厅，鸦雀无声。只有舅妈断断续续的抽泣声。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，走到舅舅面前，双手递给他：“舅舅，这是我给您的寿礼，一点心意。祝您寿宴愉快。”

然后，我转身，看着我脸色铁青的父母。

“爸，妈，儿子不孝，不能陪你们吃完这顿饭了。我先回去了。”

说完，我不再看任何人的表情，径直走出了那个让我感到窒อก的包间。

走出酒店大门，外面阳光正好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可能会失去很多“亲戚”。但我也知道，我赢回了属于我自己的尊严。

第4章 手上的茧与心里的墙

我以为走出酒店，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。但没想到，真正的风暴，才刚刚开始。

我回到家没多久，我妈王素芬和我爸陈建国就回来了，显然，那顿寿宴是不欢而散了。

一进门，王素芬就把手里的包往沙发上重重一摔，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骂：“陈东！你今天是要把我的脸都丢尽了才甘心吗？啊？你舅舅的五十岁大寿，被你搅和成什么样子了！现在整个家族的人都在背后戳我们的脊梁骨，说我们养了个六亲不认的白眼狼！”

我爸想劝，被她一把推开：“你别说话！就是你平时惯的！看看他现在成什么样了！”

我没有跟她争吵，只是平静地看着她：“妈，如果说实话就是丢脸，那我承认，我让您丢脸了。但那些话，我憋在心里八年了，我今天必须说出来。”

“说出来？说出来你就痛快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舅妈刚才差点晕过去！你舅舅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说我没教好儿子！你让我们以后怎么在亲戚面前抬头？”王素芬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利。

“抬头？”我反问，“妈，这八年，我们家靠什么在亲戚面前抬头的？是我每年寄回家的几万块钱，是舅舅家盖房子我出的那五万，是表弟上大学我给他买的笔记本电脑！我用血汗钱给你们挣来了面子，可你们呢？你们回头就指着我说，我干的活‘不体面’，‘没出息’。你们享受着我的付出，却鄙夷着我付出的一切。这公平吗？”

我的话，像一把锥子，刺中了王素芬最不愿意承认的那个点。她的气焰瞬间矮了半截，嘴唇哆嗦着，却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。

“我……我那是为了你好！我是怕你在外面被人看不起！”她强行辩解道。

“看不起我的人，是你们，不是外人！”我一字一句地说，“在公司，德国老板看重我的技术，同事佩服我的能力，我从来没觉得被人看不起。只有在你们面前，在那些所谓的亲戚面前，我才感觉自己像个透明的提款机，没有感情，没有尊严！”

客厅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我爸蹲在墙角，默默地抽着烟，烟雾缭绕中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我妈瘫坐在沙发上，眼神空洞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。

我知道我的话很重，很伤人。但有些伤疤，只有揭开，才有愈合的可能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三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。我默默地回房间收拾了行李，订了第二天一早回深圳的高铁票。

临走前，我爸把我拉到一边，往我手里塞了一个信封，厚厚的。

“拿着。”他声音沙哑地说，“这是你这些年给家里的钱，我跟没怎么动，都存着。我们老两口有退休金，够花了。”

我推了回去：“爸，这是我给你们的，我不要。”

“让你拿着就拿着！”他眼睛一红，声音里带了些哽咽，“阿东，爸对不起你。爸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不容易，受了委屈。但是……爸没本事，说不上话。”

我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、因为常年和木头打交道而有些变形的手，心里一阵酸楚。这双手，撑起了我整个童年。我伸出手，握住了他的手。我的手上，也有一层薄薄的茧，那是常年操作机床留下的印记。

两代人，两双手，都是靠手艺吃饭的人。他应该最懂我才对。

“爸，我不怪你。”我把信封又推了回去，“钱你们留着养老。我只希望，以后你们能真正地理解我，尊重我的选择。这就够了。”

陈建国没再坚持，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回到深圳，我立刻投身到工作中。车间里熟悉的机床轰鸣声，反而让我感到心安。在这里，一切都简单纯粹，你付出多少努力，技术有多精湛，数据和成品会给你最公正的回报。没有人情，没有偏见。

几天后，我接到了我爸的电话。

“阿东，你舅舅……前天来家里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他来道歉了。”陈建国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，“他把你那天在酒席上说的话，回去想了很久。他说……是他和你舅妈错了，这些年，只想着让你们付出，没想过你的感受。也把李伟给惯坏了。”

我有些意外。在我印象里，舅舅是个极其好面子的人。

“李伟呢？”

“李伟被他爸狠狠揍了一顿，关在家里反省。听说，他把他那个创业公司剩下的东西都变卖了，凑了点钱，先还了一部分债。你舅舅托我问你，深圳那边，有没有什么……他能干的活。他说，李伟想通了，不想在家里丢人现眼了，想出去踏踏实实找份工作，从头开始。”

我沉默了。

“阿东，爸知道你不待见他。你要是不愿意，爸就回了他。”陈建国小心翼翼地说。

我想了想，说：“爸，你让他自己联系我吧。能不能行，要看他自己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没想到，我那番决绝的话，竟然真的起到了作用。或许，他们只是被现实逼到了墙角，不得不低头。又或许，他们心中那堵由偏见筑成的墙，真的被我撞开了一道裂缝。

当天下午，我收到了李伟的微信好友申请。验证消息只有一句话：表哥，我是李伟，我错了。

我点了通过。

第5章 一份简历，两种人生

李伟的微信头像换了，不再是那张穿着西装、背景是某个高端论坛的精修照片，而是一片纯粹的蓝色，像雨后的天空。

通过好友验证后，他没有立刻发消息过来，我猜他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
直到晚上我下班回到宿舍，他才发来一个文档，标题是《李伟的简历》。

我点开看了看。

简历做得很漂亮，排版精致，看得出是用了心的。教育背景那一栏，他毕业的“211”大学校徽格外醒目。工作经历写得满满当当，从“某知名互联网公司项目助理”到“XX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项目总监”，每一个头衔都光鲜亮丽。

但仔细一看，问题就暴露了。他在那家知名公司只待了不到一年，然后就开始了长达三年的“创业”。所谓的项目经历，充斥着“赋能”、“闭环”、“打通底层逻辑”这类空洞的词汇，却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、实实在在的业绩。

我能想象，这样一份简历，投出去大概率会石沉大海。对于务实的企业来说，尤其是制造业，这种浮夸的履历，还不如一个有三年经验的熟练工有吸引力。

他紧接着发来一条消息：“表哥，你帮我看看，我这简历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投了好几家深圳的公司，都没回复。”

我靠在椅子上，想了很久，才开始打字。

我没有直接批评他的简历，而是问他：“你对未来的职业有什么规划？或者说，你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？”

李伟很快回复：“我还是想做项目管理，或者产品经理。我对互联网行业比较熟。”

我看着他的，不禁摇头。他还是没有真正认清自己的处境。

我回道：“李伟，恕我直言。你所谓的‘熟悉’，只是停留在一些概念和名词上。你没有拿得出手的成功案例，上一段创业经历还是以负债失败告终。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，你这样的简历，在互联网行业没有任何竞争力。”

消息发出去，对面沉默了。

我知道这很残酷，像是在他流血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。但长痛不如短痛，如果不能让他彻底清醒，他只会继续在幻想中碰壁。

过了大概十分钟，他才回过来：“那……我还能做什么？”

语气里，充满了迷茫和无助。那个曾经在我面前趾高气扬、大谈“认知”和“资源”的表弟，终于被现实磨平了棱角。

我说：“两条路。第一，放下你大学生的身段，找一份最基础的销售或者运营工作，从头干起，用一两年的时间积累真正的业绩。这条路会很辛苦，收入也很低，可能还不如你以前当助理的时候。”

“第二条路呢？”他问。

“来我们这种实体制造业。我们公司最近在招‘生产管培生’，不限专业，但要求能吃苦，愿意从一线干起。前半年在车间各个工种轮岗，包括操作、质检、仓储，半年后根据表现和个人意愿，分配到生产管理、质量控制或者工艺设计的岗位上。”

我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这个岗位，刚进去工资不高，到手大概六千多，要倒班，会很累。而且，你一个大学生，要听那些初中、高中毕业的老师傅指挥，心理上可能会有落差。你自己考虑清楚。”

把这两条路摆在他面前，其实也是我对他最后的试探。看他是选择继续漂浮在虚幻的“体面”里，还是愿意双脚落地，去挣一份踏踏实实的辛苦钱。

这一次，他沉默了更久。

我没有催他，关掉手机，去洗漱。当我洗漱完回到房间，才看到他的回复，只有三个字：“我选二。”

我看着那三个字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有欣慰，也有一丝感慨。也许，舅舅那一顿打，真的把他打醒了。

我把公司招聘的链接发给了他，告诉他自己走正规流程投简历，如果能通过初筛，面试的时候我不会提供任何帮助，一切看他自己的表现。

他回了一个“好”。

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我没有再过问这件事。直到周四下午，我在公司的内部系统里，看到了第二天的面试安排表。

在“生产管培生”的面试名单里，我看到了李伟的名字。

第二天面试的时候，我特意从车间绕到办公楼，从会议室的玻璃窗外悄悄看了一眼。

李伟穿着一身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，头发剪短了，显得很精神。他坐在几个同样来面试的年轻人中间，没有了往日的张扬，只是安静地等待着，手里还拿着一份打印出来的公司资料，看得出是做了功课的。

那一刻，我心里突然有种感觉，这个曾经让我无比厌烦的表弟，或许真的要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了。而我，也终于可以卸下那个背负了八年的“提款机”身份，以一个纯粹的、平等的“表哥”的身份，去面对他。

这或许，才是一家人本该有的样子。不是无条件的索取和绑架，而是各自努力，互相尊重，在对方需要的时候，给予善意的指引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。

第6章 汗水的味道

李伟最终通过了面试，成功入职，成为了博什精密的一名生产管培生。

他入职那天，是我开车去地铁口接的他。他只有一个行李箱和一个双肩包，比起三年前他来深圳“考察市场”时的大包小包，显得简朴了许多。

“表哥。”他站在路边，看到我的车，有些拘谨地喊了一声。

“上车吧。”我帮他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。

去公司宿舍的路上，车里很安静。我开着车，他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厂房和高楼，眼神里有好奇，也有一丝不安。

“公司宿舍是四人间，条件一般，你先将就一下。等过了试用期，手头宽裕了，可以自己在外面租个单间。”我打破了沉默。

“嗯，我知道。谢谢你，表哥。”他低声说。

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他瘦了些，皮肤也因为老家的日晒而黑了点，但眼神比以前踏实多了。

“不用谢我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能不能走下去，也看你自己。”我淡淡地说，“进了工厂，没人管你是不是大学生，只看你活干得怎么样。那些老师傅，脾气可能不太好，但技术都是实打实的。多看，多问，多动手，少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他点了点头。

他的第一个轮岗岗位，被分到了最基础的“去毛刺”工序。这是一个纯粹的体力活，就是用特制的工具，把机床加工下来的零件边缘那些细小的、锋利的金属毛边打磨掉。工作单调、重复，而且一不小心就容易划伤手。

我去看过他一次。他穿着蓝色的工作服，戴着护目镜和手套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，面前堆着一筐刚刚下线的零件。他低着头，很专注地用一个类似小锉刀的工具，一点一点地打磨着一个不锈钢零件的边缘。

车间里很吵，他没有发现我。我看到他的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，手上的动作虽然还很生涩，但很认真。

我没有去打扰他，悄悄地离开了。

之后的几个月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。我在精密加工车间，他在流水线车间，工作时间也经常错开。只是偶尔会在食堂碰到，他会主动过来跟我打个招呼，聊几句工作上的事。

他跟我说，带他的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河南人，话不多，但每次都亲手给他做示范。他跟我说，他第一次独立完成一筐零件的去毛刺工作，拿到师傅检验合格的单子时，比他当初拿到第一个融资意向书还要激动。他跟我说，他现在才知道，一个看似简单的零件，从一块原材料到最终成品，需要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工序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。

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。那是一种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光芒，是亲手创造价值后，发自内心的踏实和满足。

半年轮岗期结束，公司根据评估，将他分配到了PMC部门，也就是生产计划与物料控制。这个岗位需要对接生产、采购、仓库等多个部门，协调生产计划，跟踪物料进度，保证生产线能顺畅运转。这需要很强的沟通协调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，正好能发挥他的一些优势。

他做得很好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夸夸其谈，而是学会了用数据说话，用表格和流程图来解决问题。他会为了一个物料的交期，跟供应商磨上好几个小时；也会为了优化一个生产排程，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。

他的工资，从最初的六千多，慢慢涨到了八千，然后过万。虽然离我的一万九还有距离，但每一分钱，都是他自己踏踏实实挣来的。

过年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回了老家。

这一次的家庭聚会，气氛和去年那场“鸿门宴”截然不同。饭桌上，大家不再追捧谁是“大学生”，谁是“老板”，而是聊起了各自实实在在的工作。

舅舅李永强红光满面，他不再吹嘘儿子的人脉和资源，而是很自豪地跟亲戚们说：“我们家李伟现在可踏实了，在深圳一家大公司做生产计划，管着好几条线呢！他们做的东西，都是给飞机用的，厉害着呢！”

李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给我夹了一筷子菜：“表哥，多亏了你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是你自己争气。”

饭后，我和李伟站在院子里吹风。

“表哥，你知道吗？”他突然说，“我现在才明白，你那天在酒店说的话。什么叫体面？靠自己的双手，挣干净的钱，不给家人添麻烦，能抬头挺胸地活着，这就是最大的体面。”

他伸出自己的手，给我看。他的手上，也起了一层薄茧，那是轮岗时留下的印记。

“以前，我觉得你手上的茧是‘苦力’的象征。现在我觉得，这才是男人的勋章。”

我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远处的县城，放起了烟花，一朵朵在夜空中绚烂地绽放。我知道，我们这个家，那堵看不见的心墙，终于在汗水和理解中，慢慢消融了。我不再是那个孤独的“高薪苦力”，他也不再是那个被捧杀的“天之骄子”。我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以一种更成熟、更平等的方式，成为了真正的家人。